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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辦教育在持續走弱

　　“把宅基地建成學校，把責任田變為操場。”一段時間以來，這是河南農村部分民辦學校舉辦模式的真實寫照。但是，北京市泰福律師事務所律師田坤前不久赴豫調查發現，這類學校已有80%倒閉關門了。其中有一位舉辦者因缺少經濟來源，由“校長”改行為“豬倌”，在教室里養了兩頭豬，以此來維持家人生計。

　　5月15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北京大學民辦教育研究所聯合主辦的“為教育改革和發展建言獻策”專題研討會上，田律師洪亮的嗓音與發言震驚與會嘉賓。當天，80多名國內研究機構專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以及民辦院校董事長、校長匯聚北京，討論如何振興中國民辦教育。

　　新中國的民辦教育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起步,在國家教育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民辦學校解決了大量學生“上學難”的問題。浙江省民辦學校協會副會長陳偉志提供了一組數據，到2004年，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共有8萬所，在校學生達到1769.36萬人，涉及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等各個領域。

　　目前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6.12萬所，在校學生1115.97萬人。短短4年中，民辦學校減少了1.88萬所，學生規模縮減了653萬人。

　　據北京匯才中學董事長侯昕介紹，1998年回國創建學校時，全北京基礎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有100多所。10年過去了，現在這類學校僅存10余所。江蘇省無錫市金橋雙語實驗學校董事長馬自雄從事民辦教育10多年，他發現每年參加一些關于民辦教育的會議時，都有熟悉的面孔消失。

　　論壇現場有專家指出，教育領域“國進民退，民辦學校萎縮”的趨向勢不可擋。浙江臺州蓬街私立中學校長葉林平在發言中說，民辦教育發展到了“卸磨殺驢”的階段。安徽省宣城市教育局局長楊邦孝發現，社會上對民辦教育有從“補充論”轉向了“多余論”的評論。他指出，如果說一所民辦學校倒閉關門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的話，那么一個地區、一批或一類民辦學校生存不下去，則一定是環境出了問題。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袁征教授認為，中國缺少美國哈佛大學那樣的成長土壤。現階段，公辦民校、名校辦民校等“假民校”擠占了“真民校”僅有的一點生存資源。

　　針對民辦教育走弱的現象，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吳華指出：“當前需要重新認識民辦教育的價值。”據他介紹，中央政府在實施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2004年~2007年)時，投入資金100億元，全國投入也不超過1000億元。但是，民辦教育目前一年從社會吸納的辦學經費就超過了1000億元。他指出，民辦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給、改善教育公平、提高教學效率與擴大教育自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辦教育遭受了五大“沖擊”

　　論壇現場，來自江蘇省無錫市一所民辦學校的董事長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8個字概括了他9年的創業歷程。

　　在這位董事長的印象中，2004年以來，民辦學校遭受了5次較大的沖擊：首先是《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促進法》)實施條例頒布后，在全國范圍內一度出現公有民辦學校與“名校辦民校”的現象，業界稱之為“假民辦”。他認為，這種利用國家資產和公共教育資源辦學掛民辦學校牌子的實質是獲取高收費，與民辦學校爭生源、爭市場、爭利益。在這個過程中，民辦教育機構數量急劇減少。

　　其次，按《促進法》界定，民辦學校屬于公益性事業，理應是事業法人。但實際管理中被要求作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既不是事業法人，又不是企業法人，叫民辦非企業法人，“這是不倫不類”。

　　同時，財政部、稅務總局關于教育稅收政策與促進法及其實施條款相沖突。對于教育機構舉辦進修班、培訓班(即非學歷教育)的收入所得，辦學主體不同則用不同的稅收政策，如公辦學校免征營業稅和所得稅；學校收費納入財政預算管理或財政預算外資金專戶管理才可以免征企業所得稅。民辦學校都不在免稅范圍之內。

　　第三，新《義務教育法》頒布之后，國家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實行全免，同時加大對公辦學校的教育投入。這些政策難以惠及民辦學校，以致河南、福建的部分學校為享受“兩免一補”政策訴諸法律。

　　第四，民辦學校的教師身份到底屬事業還是企業，這直接關乎教師隊伍的穩定以及退休待遇。論壇上，一位辦學者舉例說，同樣是30年教齡的老師，如果以事業身份退休的話每月可拿到3200多元退休工資，在民辦學校如果以企業身份退休只能領到1400元月工資。于是，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民辦學校的骨干教師大批回流公辦學校的現象。據此，他指出：“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與公辦學校的教師、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這又如何實現呢？”

　　最后，是義務教育段教師工資實施的“績效工資”制。據統計，2000年~2007年,全國教師工資翻了一番，相當于每年增長 10%以上。在這樣的增長態勢下，民辦學校的教師工資從過去高于公辦學校變成現在低于后者。這位董事長認為，若要跟進，實現民辦學校教師工資增長的話，只有“羊毛出在羊身上”，向學生家長增加收費。但是，“不光羊是有限的，連羊身上的羊毛也有限。很多學校可能跨不過這道坎兒”。

　　政策的不明朗，以及政策的模糊，都可能阻礙民辦教育的發展。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與新浪網教育頻道聯合進行的一項網絡調查發現，53.7%的人認為民辦教育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政策搖擺，扶持不夠，以及社會公眾的排斥觀念。

　　分類管理并不是救命“稻草”

　　如何破解民辦學校發展困局？會議主辦方建議與國際接軌，把民辦學歷教育學校分成“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除義務教育階段外，幼兒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可以成為“營利性學校”。其中，營利性學歷教育一律經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到工商行政部門登記注冊，按營利性機構納稅。非營利性民辦學歷教育學校一律設立“學校基金會”，由該基金會作為學校的舉辦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對其財務狀況實施監管。

　　針對這一建議，馬自雄董事長認為，“中國民辦學校與西方私立學校不具有可比性”。西方國家有些企業財團在某個領域有很強大的經濟實力，拿出一部分錢來辦學校，完全可以做到公益、慈善與不計回報。現階段，中國很多企業家投資辦教育，確實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投進來了，不追求投資回報是不可能的。他認為，“政府應該重在營造一個有利于民辦學校發展的環境”。

　　在有些地方，確實出現了一些有利于民辦學校發展的“苗頭”。在浙江寧波、嘉興等地，在改善和提升民辦教育發展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設立民辦教育發展專項基金；對實施學歷教育和學前教育的民辦學校中具有中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的教師，參加事業養老保險；企業以稅后利潤在本地投資辦學的，與其投資額對應的企業所得稅地方所得部分，由同級財政列收列支予以返還，全額用于辦學等。

　　針對地方的這些措施，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認為，“民辦教育的發展應該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創新動力。”

　　同時，有民辦學校校長認為，促進法的許多條款形同虛設，影響了民辦學校的發展。當務之急是要修改《義務教育法》、《物權法》、《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以避免出現相互抵觸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