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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跑革新尚存致命短板

發布人：admin     日期：2013-04-25

“我們看到的技術革新，似乎是一群人在某個領域刻意鉆研的結果。其實不僅是如此，這群人在新領域開疆拓土的背后，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作為支撐。” 中國領跑革新尚存致命短板 ************ 10:32:17 來源：人民論壇政論雙周刊（總第395期）作者：馮鵬程 　　專家和權威也難以準確預測技術革命 　　今天我們回顧蒸汽機、油氣內燃機、鐵路、電、電腦以及現在的互聯網技術，覺得這是理有固然、天經地義的高技術、高效益。但在這些重大技術革新之前，或正在發生的時候，人們不是這么認為的。就像福特回顧T型車的發明時說的那樣：“當時如果我咨詢市場的需求，人們肯定不會想到要一輛車，而是想要一匹更快的馬”。 　　這個道理，幾乎可以應用在所有技術革命發軔之時。蒸汽機的出現，是包括瓦特在內的英倫若干有才華的工程師努力的結果，但瓦特解決蒸汽機技術難題時候，更多考慮到的是如何將一臺煤礦提水的機器變成更有效率而已，他和他的同事都沒想到，之后這臺改良后的蒸汽機居然被各行各業所應用，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事實上，基于蒸汽機的應用者和同時代的人，都沒有意識到相關發明的偉大。史蒂芬孫發明的蒸汽火車，與富爾頓發明的蒸汽船，剛問世的時候，遭遇人們的譏諷不斷。富爾頓游說拿破侖時，甚至被其攆出去。 　　即使在今日，判斷一項技術的未來影響和潛在效益時，所謂的專家和權威的話也不可信。事實上每年各國申請的專利數千萬，最終能被商業化的專利屈指可數。至于被虛擲在各類失敗技術項目的資金，更是無法計算。對于政府而言，這其實是它愛莫能及的領域，因為新技術革命面臨全然未知的未來，而政府的能力，在于根據確定的知識和信息，利用權力組織動員社會全部資源去完成一個可行的目標。試問如何讓一群官員去判斷一個領域的技術革新前景?以及一項技術的發展空間? 　　技術革新背后的社會支撐 　　我們看到的技術革新，似乎是一群人在某個領域刻意鉆研的結果。其實不僅是如此，這群人在新領域開疆拓土的背后，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作為支撐。 　　首先是思想與輿論自由。任何一項技術革命，其實都基于人們在自然社會的認識出現重大突破。以蒸汽機為首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是基于一群優秀技師與工程師努力，但這些人的知識和訓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當時英國鄉紳與教士群體。在16世紀早期，由于工商業繁榮引發的糧價上漲，讓掌控土地的鄉紳與教士群體變得富裕，這群人終日悠閑無事以鉆研學問為樂，他們的知識結晶構成后來工程師努力的知識基礎。至于后來內燃機以及電氣、電腦、互聯網技術革命，都依仗于大學各類基礎學科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而這群人之所以取得突破，根本原因在于學術與思想自由，研究無禁忌，思想無桎梏，同時學術自治傳統保障知識智慧生產體系運作正常運行，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其次是私有產權有效保障。技術革命引發的經濟周期被稱為康吉拉耶夫周期，長達六七十年。也就是說，從思想火花迸現到現實生產力開花結果改變尋常百姓的生產生活，整個過程需要兩代人的努力。整個投入產出周期如此漫長，如果人們不是相信自己的投入會有回報，那么這一切都不會發生。研究人士的重大發現，如果不能保證自己獲得應有的榮譽與財富，那么誰有興趣搞發明創造的智慧生產?如果投資因為項目本身問題失敗，那么投資者只能自認晦氣，但如果是經營利潤滾滾而來之后，政府充公沒收，那么這種預期一旦形成，有誰去投資新技術項目呢?簡單說，技術革命，從頭到尾都是“企業家”行為，如果企業家的成果不能得到保障，技術革命根本不會出現。 　　最后是國家社會的文化是鼓勵創新、兼收包容。技術革命是企業家群體的“破壞性創造”，是對舊有秩序的顛覆，不僅是生產方式上，也包括生活方式。而個性獨立、不盲從權威、甚至藐視權威，是技術創新者和相關投資者的性格標簽。人們抗拒甚至反感冒險的一個原因，就在于創新的失敗率實在太高了。人們只看到成功的顛覆者贏家通吃的風光無限，從不愿意回憶那些輸家的凄涼景象。如果一個社會對于創新有個性的輸家非常包容，并樂于給其東山再起的機會，那么整個社會創新者會層出不窮，反之則是固步自封。這方面典型案例，應該是日本。盡管擁有無數精良的技術員和與工程師，但他們從未在重大領域取得像美國這樣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日本文化對于輸家從來不客氣的——當然現在不會破腹自殺了，但對其精神和人格上羞辱是無止盡的，有時甚至比自殺還讓人難受。這種文化下，工程師與學者之間，可能互相會比誰活得更細致更精巧，但他們不會越出既有圈子去開拓新邊疆的。 　　彌補短板亟待社會制度變革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公布的《2012年全球知識產權指標報告》指出，中國知識產權局所接受的專利申請數連續超過日本及美國，在2011年成為世界第一，無論在新型專利、商標，或是工業設計的申請數量，2011年都是最多的國家。該份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的專利申請數增加7.8%，連續兩年增長超過7%。而UM、工業設計，及商標的申請數分別增加了35%、16%，以及13.3%。WIPO表示，盡管經濟不景氣，持續成長的專利申請顯示企業追求創新。2010年超越日本專利局(JPO)之后，2011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進一步取代了美國的專利商標局(USPTO)成為全球最大的專利機構。2011年以前的一百年以來，全世界只有三個專利機構曾站上第一名的位置：德國、日本、美國。 　　單從上述數據看，似乎反應了全球創新區域的轉移，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創新者的樂園。但行家會告訴你，壓根不是這么回事。那些無數的專利申請，實際上是中國各類人等掌握了歐美先進技術后的法律規避動作：拆開一件歐美產品的零部件，仔細觀察其構造后，技術秘密有時就是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的事情，然后各方就稍加改造，譬如線路、外形乃至一個零部件的調整等動作，以申請新專利。 　　歐美經濟體主要靠技術進步推動，但技術革命的投入產出周期極長，從技術構想到實際見效，往往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這樣就抑制了經濟增長的天花板。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不是這樣，他們可以直接抄襲歐美經濟工作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成就，不需要投入那么多成本，就可以達到歐美國際生產率水平，經濟增長高達10%也沒什么奇怪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界楊小凱與林毅夫的“后發劣勢”與“后發優勢”爭論的核心所在。前者認為制度改革不可規避，后者卻認為，學習歐美先進技術就可以達到他們的經濟水平。撇開觀點對錯不論，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之所以山寨歐美技術，而能高速增長的根源，在于他們省掉了巨大的專利費用。 　　單從社會條件上看，中國尚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者樂園，不可能產生新技術革命。中國教育體制本質上社會精英選拔機制，而非知識傳授系統。訓練學生的集體認同意識是其教育文化核心，考試選拔的標準是記憶力與既有知識體系的認同，而非創新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體系培訓出來的學生，很難成為技術革命的主力軍。而中國文化對于輸家的態度，雖然比不上日本社會那么嚴厲，但遠非美國那么寬容。在中國，循規蹈矩、沉默寡言、老于世故的人，似乎更容易成功，個性鮮明、不墨守成規的人經常被視為異類。這并不是一個歡迎企業家顛覆性破壞的社會文化。 　　最糟糕的是，中國對私有產權有效保護尚待提升。技術革命是個長周期，如果企業家甚至連幾年之后的政治前景都不敢預期的話，那么他們的行為肯定急功近利，不可能為技術革新做長期投資。從2010年開始，中國富人階層的移民浪潮風起云涌，這種情況下，誰會考慮十幾年之后的長期投資的后果呢?作為一國戰略，是政府官員為長期所定目標而做的大致籌劃。但在技術革命方面，如果不出現社會制度變革，山寨歐美技術是最實用和有效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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