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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管理的是與非

      大師與大師之間的激情碰撞，在管理學界莫過于戴明與德魯克在目標管理方面的截然不同的觀點。

      在這一碰撞當中，誰都難以說是贏家。德魯克顯得有些無奈，因為絕大部分人誤解了他所謂“目標管理”的真正含義；戴明則顯得有些孤獨，因為媒體對目標管理這一“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的追捧，把他苦口婆心的反對聲徹底地淹沒了下去。

      戴明為何反對目標管理我在前面簡單梳理了一下，事實上，戴明的反對并非沒有道理。尤其對于目前正在熱烈追捧目標設定、考核、獎懲的中國企業來說，戴明的反對更加的振聾發聵。

      目標設定有其固有的難點，有兩個難點是與生俱來的，所以往往帶來操作中的困難。

一是難以達到目標的完整性。

也就是說，我們很難設定一個既符合SMART原則，又能準確反映我們真正想要得到的東西的目標。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希望得到的教授們能夠具備足夠的研究能力，但是我們一般會采用在權威學術雜志上發表的文章數量來作為衡量的標準。

我們都知道這樣設定的缺陷：教授們有足夠的理由去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促成自己的發表。至少我所知道的很多研究生，為完成論文發表的任務，不惜出錢購買版面。

這個難點帶來了大量的博弈。員工出于自利，會采取各種方式來使得自己的帳面表現盡可能的好看，但未必是朝著公司希望的方向努力。比如公安局以出車歷程考察警察勤勉，導致的警車沒事繞城跑；以抓獲犯人考察警察勤勉，導致多人冤枉入獄。

二是難以達到目標的可控性。

我們都知道，達成一項目標的影響因素至少有兩個，一是個人的努力，二是一些隨機因素的影響。我們往往難以在設定目標和評估的時候剔除隨機因素的影響，因而結果運用時就帶來很多的不公平。

比如同樣兩個業務人員，一個非常努力，但是所在區域由于競爭對手重金推廣，導致業績很不理想。另一個吊兒郎當，但所在區域有一重量級代理沖公司品牌投奔，導致業績一不小心大幅上漲。在他們兩個孰優孰劣的問題上（尤其在對這一過程并不非常了解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判斷？

這兩個固有的缺點，加上很多人執著于將目標實現的結果一定要與獎懲掛鉤，是導致戴明炮轟目標管理與績效考評的主要原因。

德魯克的無奈在于，人們曲解了他的偉大思想。在國內有關德魯克目標管理的解讀當中，管理學家雜志的專欄作家劉文瑞的觀點可勘一讀。他認為，德魯克提出目標管理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是在西方專業化分工成熟的情況下，為消除過度分工帶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基礎上。

“西方的目標管理，有兩個重要的前提，一是專業化，二是程序化。從亞當?斯密以來專業化的發展，從經濟學強調的技術分工，到管理學強調的職能分工，再到政治學和社會學強調的社會分工，西方已經變成了一個廣義的專業化社會。這種高度發展的專業化，在經營管理上為“做得好”創造了充分條件。但“做得好”不等于“做好事”，專業之優不等于效果之優。另外，從泰羅、法約爾以來的管理技術發展，使企業經營的過程得到了高度重視，從計劃、決策、戰略，到組織、人事、激勵、溝通，再到控制、監督，每個環節都有深入的研究，為恰當安排經營活動提供了科學依據。但局部科學不等于全局合理，片段之優不等于整體之優。在這種背景下，德魯克提出了目標管理，其基本目的，就是消除過分專業化和過分程序化帶來的只見局部不見整體的局限，謀求整體經營效果的改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劉文瑞的“目標管理的錯位與過時”一讀。

而目前所謂“目標管理是洋垃圾”等憤青論調等，則是在對目標管理及目標管理的缺點都沒有深刻理解下的盲目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