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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印度《經濟時報》19日報道，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為共同解決對中國產業鏈過度依賴問題而展開的“彈性供應鏈計劃（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 SCRI）”正在進行緊鑼密鼓的談判籌備工作。

該倡議依靠國家間的雙邊協議，通過貿易便利化和吸引印太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措施，進一步推動三國間供應鏈互相開放和多元化，使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成為“強大的經濟團體”。

同時，這一供應鏈彈性計劃的實施，可能將以現有的雙邊供應鏈網絡為基礎。例如印度和日本此前討論建立的“印度-日本工業競爭力合作伙伴關系(India-Japa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Partnership，IJICP)”。

報道稱，三國貿易和商業部長將于下周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并表示東南亞國家也將受邀加入這一倡議。

那么，為何日印澳三國決定在此時聯手對抗中國產業鏈呢？

實際上，彈性供應鏈計劃由來已久。對此項倡議，三國也是各懷鬼胎。

日本：構筑“民主與繁榮之弧”

在彈性供應鏈計劃背后，日本有著經貿擴張、地緣戰略、多邊外交等戰略因素上的多重考量。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致使日本企業開始關注產業鏈依賴性的問題。疫情爆發后，中國工廠一度停業，也加劇了日本方面的擔憂。

截至8月21日，日本公布了其二季度GDP數據：經濟增長萎縮27.8%，創下近75年來最大跌幅。

如今，日本經濟下滑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印太地區的貿易額幾乎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二。

這樣一大塊能夠推動日本經濟快速回春的肥肉，自然是讓日本垂涎三尺。

為此，安倍政府撥出專項補貼，鼓勵日企將在中國的生產線遷回國內或是擴散至東南亞國家。

此項舉措的終極目的，是豐富供應鏈，降低企業風險，從而降低日企對中國工廠的依賴程度，逐步實現“去中國化”。

除去在經濟方面抗衡中國的考慮外，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次抗擊中國產業鏈則可被視為日本版“印太戰略”的延伸。

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歡迎并支持“一帶一路”戰略，日方認識到，盡管無法阻止中國崛起，但日本可以對中國采取“規則制衡”的策略來“規范”中國的崛起進程，而在印太地區建立新秩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日版的“印太戰略”旨在以實際軍事行動回應美國戰略需求的同時，刺激日本社會朝開放化、自由化的方向發展，并試圖在印太板塊上搶占先機，構建由日本主導的新秩序。

而從多邊外交的角度看，不管日本是推廣所謂的“和平主義”外交，還是構建“亞洲民主繁榮之弧”，都亟須印太地區各國的支持。

總而言之，一直心心念念成為“正常國家”的日本已不再安于現狀，而是希望通過控制印太地區，主宰亞洲地區安全格局，從而遏制中國。

印度：“印度制造”卷土重來

實際上，印度一直覬覦中國供應鏈核心地位，試圖將中國取而代之。

莫迪上臺后，便出臺“印度制造” (Make in India) 計劃，呼吁印度“為世界而努力”，并希望將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15%提高到25%，使印度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

自今年年初起，印度政府已與數千家美國和日本公司進行了接觸，希望通過改善軟環境，修訂勞工法、稅法和其他阻礙外國投資的法律以及提供土地、減少稅收等優惠措施，吸引外國企業離華赴印。

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供應鏈重組，印度更是看到了取代中國產業鏈的機會。

印度開始大力游說企業從中國遷出至印度建廠，期望借此提高印度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在“東盟-印度智庫會議”上，印度外長蘇杰生也屢屢暗示企業需要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疫情暴露了全球供應鏈存在的風險，人們希望通過多樣化和彈性化來減輕對供應鏈的擔憂。因此必須有更積極、更實際的合作模式來克服挑戰。”

而在中印邊境沖突事件發生后，印度國內民眾摒棄“綏靖政策”的愿望日益強烈，并希望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于是，印度政府便以此為借口，一方面加快經濟領域“去中國化”的步調，例如禁用59款中國手機應用，限制從中國進口電力設備和零部件等。

另一方面，印度則積極尋求國際合作，甚至高調宣布將劃撥大片土地承接從中國轉移出來的項目。

澳大利亞:進退兩難，夾縫求生

作為美國忠實的“追隨者”，澳大利亞緊跟美國步伐，無端發動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升級，使澳中經濟關系受到嚴重損害。

為幫助特朗普實現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夙愿，澳大利亞率先公開表示愿在美國建廠，并宣布在將來要打破中國對稀土和石墨的“供應壟斷”。

而后我國對澳大利亞的大麥、紅酒和牛肉等農產品實施了相關反制措施，更是加重了澳大利亞的緊迫感。

在日印澳三國中，澳大利亞的整體經濟對中國依賴性最強，再加上其自身經濟結構問題，澳大利亞迫切希望將與中國的經貿關聯部分遷入日本或印度，從而降低對中國買家的“依賴”。

但是，移除中國后的市場缺口真的能被填補嗎？

拿澳大利亞的大麥為例，2020年，中國對啤酒的需求為種植優質大麥的澳大利亞農戶帶來數十億澳元的收入。

如今，這些大麥很可能只能運到越南、印尼等國，而這些國家更傾向于用大麥作為牲畜飼料。顯然，他們出的價碼自然不能與中國相提并論。

在這種情況下，彈性供應鏈計劃的提出正當其時，不但符合各國的現實需求，還將會為三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效益。

在經濟方面，三國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并在伙伴國之間建立供應鏈互補關系，調整中國在該地區的貿易地位，從而提升印度-太平洋地區整體的供應鏈彈性，使印太地區成為一個有“強大的經濟動力”的穩健經濟圈。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教授，亞太物流研究所所長馬克·高表示，“在有指導的合作框架下，三邊的倡議可以成為實現區域經濟復蘇的墊腳石，并推動區域力量重新分配遠離中國。”

而在地緣政治方面，隨著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不斷深化以及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重啟，供應鏈倡議的提出將進一步延長第一島鏈封鎖戰略的范圍。

通過迎合美方在“印太戰略”上的需求，展現其“疏中靠美”的姿態，日印澳不僅可以強調自身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為今后合作開展留下想象空間，還能放大手中的外交籌碼，對外能夠對中國形成制衡，對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反華勢力的政治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的彈性供應鏈計劃看似由日本主導，但從全球角度看，其核心依舊在美國。

美國一直希望在雙邊同盟的基礎上，拓展三邊同盟，再進一步延伸到四邊合作伙伴關系，以便從中心到外圍全方位采取反華措施。

去年4月，美國曾宣布了一項“經濟繁榮網絡”計劃，該計劃通過與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合作，旨在重置全球供應鏈，促使相關國家企業撤出中國，以期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而彈性供應鏈計劃的出臺，則是四方機制進一步拓展與強化最好的印證。

然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所謂“去中國化”只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增加支持率拋出的噱頭。

實際上，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無法找到“第二個中國”。

首先，中國具有廣闊而潛力巨大的市場、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源、龐大的供應鏈、安穩的社會環境、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其對國際資本的強大吸引力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種類的國家。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世界份額超過28%。

其次，供應鏈體系并非是人為建立的，而是根據制造業在各地的經營和發展情況自然形成的。由政府強行重建違背的經濟規律的供應鏈，最終是很難取得成效的。

今年3月，上海美國商會與普華永道公司進行了市場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美國企業認為中國市場需求和盈利更為穩定，并有不少企業打算近期擴大在華投資經營布局。

顯然，政客們的夸夸其談是不具備說服力的，決定產業鏈調整變化的根本動力還是經濟規律、商業利益和科技進步。

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需求下，企業投資方向是很難輕易改弦更張、推倒重來的。

但若將彈性供應鏈計劃放置于中美博弈的大環境下，并結合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替代中國供應鏈可能不僅僅是這三個國家的想法。
 
        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如何在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產生摩擦，四國機制不斷密切合作對華施壓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對當前亞太地區地緣政治形勢的妥善應對，是目前亟待思考的問題。
 
        一是要打破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去中國化”的陰謀。

中國應積極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通過經貿規則的談判，完善市場準入機制，加強各國供應鏈相互連通。
 
        二是利用中國的巨大的市場潛力，進一步優化供應鏈結構，提高產品質量，深化經貿務實合作，將外國企業吸引到中國來。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要想在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中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發揮比較優勢。

彈性供應鏈計劃的確能夠使日本的高新技術，印度的制造工業和澳大利亞的自然資源互聯互通，起到穩定地區供應鏈的作用。

但如果各國想借此孤立、打壓中國，這樣一個帶有強烈政治意圖并強行違背經濟規律的計劃,最后只能使三國作繭自縛。